我始终怀疑，如果一个人一直快乐，那就是硬撑的。

这样一句话，不偏不倚，直击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，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，上帝是有多偏袒，赋予这个男人如此奇妙的说话能力。

一直以来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是来源于一个叫做《康熙来了》的综艺节目，在那些个与娱乐八卦齐飞的青春时光里，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的一档电视节目。

荧屏上他总是一副气定神宁的样子，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军师，又像一个老成周到的主人翁，服务着他的来宾，宠溺着他的女伴。

直到后来他亲手结束了做了12年的节目，来到《奇葩说》，那一次的节目里，他用手抵着嘴唇，讲话的时候嘴巴微微发颤，眼眶湿润并断断续续地说着，我们并不是妖怪。

一直以为那样一个心思稠密的人，该是不会让自己主动处于一个被人看穿看净的境况，一直以为那样一个总能让别人如沐春风的人，该是能独自把人世间所有的忧愁与苦闷化解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出柜，早在2001年台湾一档电视节目里，代班主持李敖突然问及蔡康永，“你是不是GAY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对啊，你要介绍人给我认识吗？”

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坦承自己的性取向，把自己一层一层剥开在人前。

硬撑着的快乐，背后其实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强悍。

马东说他，“你有一颗特别恶毒的心，你胸口有一个特别恶毒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，你问问题如同温柔一刀，那个恶毒的点让人特别佩服。”

听上去似乎恶毒和温文尔雅的他完全不搭调，而后转念一想，这份恶毒恰恰就是洞悉人性的表现，找到你最柔软的地方然后准确无误地掐住它。

你听着他的谆谆善诱，无论是展现的说话功底还是为人水平，总是那么地恰如其分，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悯的表现，只有遍历世事的人，才有一股子看透了的温和和宽容。

他的父亲蔡天铎，是台湾很有名气的大律师，从前的他名气更大，是1949年沉没的著名豪华客轮“太平轮”的船主。

吴宇森导演的电影《太平轮》讲述得就是离骚之年那些悲痛的故事，家庭的变故，以及父亲老来看尽浮华、索然无味的人生观影响了幼时的他，蔡康永曾写过一篇文章《我家的铁达尼号》，讲述着那个时代余烬的一丝温暖和些许繁华。

这与白先勇《台北人》里对转去台北的大陆客描述到底不同，《台北人》写那些从上海过去台湾的阔太太，总是乐此不疲参加着原是上海百乐门红舞女尹雪艳撺掇的局子。

“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，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，而不由自主都津津乐道起上海五芳斋的蟹黄面来。”

蔡康永的《我家的铁达尼号》也写回忆，写从轮船上拿下来的扶手椅，皮垫边缘钉满了黄铜圆钉，听自己的父亲说，那是老蒋总统坐自家轮船时，最喜欢坐的椅子。

然后也只是回忆，听不出什么留恋和不舍，“有时候，我用眼睛见证这余烬覆盖的繁华”，这听起来有一种禅意，有一种历经风霜之后“槛外人”的深意，看破不说破，温和不无情，更不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世界。

太平轮虽已沉，但京戏声犹在，他说他记忆中的家好似一个应酬场所，打麻将是那时候极为重要的交际法则。

记忆中的母亲一起床就会像电影里的好莱坞女明星一样，穿着丝质晨袍走来走去，等着下午时分贵妇和官夫人们上门来打麻将。

虚与委蛇的社交，繁杂而又微妙的气氛，使他养成一种客套而又得体的处事态度。

即便与古灵精怪的小S搭档如此之久，他就算放下了文人的身段，更多扮演一个好似陪衬的角色，大体也是克制而又压抑着的。

就算嬉笑怒骂，也是无伤大雅，总是笑嘻嘻，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。

就是这样一个一举手一抬头，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智慧或是超然的形象，在《奇葩说》中再谈出柜，当场泪崩，把所有人都吓坏了。

吓住之余，我也看到了一个总在人前笑嘻嘻的人，像个孩子一样，把自己的脆弱在人前展露无遗。

此后的他，开始愈发有了情绪，或者说情绪更放大了些，在泪水和哽咽中结束自己的节目，声称亲手将《康熙来了》安乐死；在面对一个几乎等量齐观的“对立面”高晓松时，他会变得认真而又兴致极高，两人你来我往，你打我一拳我必回你十拳。

你会感觉，这样的蔡康永，无论是插科打诨，还是猛地一句毒舌的话，都有了更多的烟火气息。这样的烟火气息，偶然之间，会让人觉罢无疑也是常人，也很真实。

气质可以假装，通常可以假装一晚上都不穿帮，快乐也可以假装，然而再周到万全的人，也是做不到假装一辈子的。

所以我们珍视快乐，更珍视悲伤，珍视每一种真实的情绪。

我们从幼时长到成人，真实在我们身上总会渐行渐远，我们用习得的教养和处事手法把自己尽可能包装得八面玲珑，我们从成人继续长成，逐渐脱离yes先生yes小姐的境况，是不是又能够把真实找寻回来？

（文/老妖）